走进位于闹市的通州街公园，像是走入一个群体的领地。
日暮时分，随著公园内路灯逐渐亮起，露宿者陆续也回到了他们的“家”。
一群露宿者聚在长廊的尽头，领取社工派发的饭盒后就再缩进“家”中；有人光著脚靠在墙上，看向远方的眼神却失了焦；也有人索性用几片纸壳箱简单遮身，缩著身子睡了起来。
疫情两年影响了各行各业，因失业而导致露宿者大增，而阿坚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在街头断断续续露宿长达8年的阿坚，仅疫情两年间，就两度露宿街头。
从春夏到秋冬，露宿的日子可想而知不好过，两年间，阿坚像往常一样为了避开异样的眼色，要在深夜回到隧道，然后在第二天清晨前离开，他也明显感觉到“这两年没工作，身体都不好了。
” “首次很难接受自己成为露宿者，后来睡街多了，也就能稍稍接受了。
”几年来阿坚一直都想摆脱露宿者的身份，尽管生活艰难，阿坚的眼中仍透露著对生活的憧憬，对未来生活有著乐观积极的态度。
在隧道、公园居无定所的两年间，“家”是阿坚内心最渴望的地方。
对于未来，阿坚没有特别奢侈的想法，“我现在打算找个长工，每个月交得起3000块房租，吃得起饭，就行了。
” 相比于阿坚，“回流港人”强哥的经历是非常幸运的。
流浪数月后，在社工的帮助下，已入住了露宿者宿舍。
“香港赚钱，内地花钱。
”60岁的强哥之前从事餐饮、建筑维持生计，每月工资将近3万港元。
但疫下他无工可开，成为失业大军一员，在内地经营的商铺也相继倒闭，迫于身份证过期无奈回港。
百物腾贵的情况下，身上的钱也所剩无几，随后成为“首次露宿者”。
红馆、文化中心、公园隧道都曾是强哥的落脚点。
过往不少港人在香港工作，回内地居住，疫情后失业，内地的租金都负担不起，回流港人亦急增，惟在提供的防疫抗疫基金都未受惠，欠缺支援后成为露宿者。
“目前居住在6人间‘露宿者宿舍’。
算是‘有瓦遮头’，不用每天早上都被人赶。
”强哥说，从高床暖枕到露宿街头，与记者倾谈间，总是不住地摇头叹气，“生活变得很灰暗。
” 受疫情影响而暂时滞留香港，日后会重返内地居住，不拿综援仍是靠坚持。
“有散工就去做，有长工就去‘开工’，拿综援真系好‘废’。
”他说，“拿综援是熬日子，不是过日子。
” 香港社区协会前年发布调查指，1至4月，非领综援的露宿者出现新趋势，不少非领综援露宿者因为疫情而失业，六成人成为“首次露宿者”，而因疫情回流的港人急增，有部份人因为欠支援而成为露宿者。
强哥用寄人篱下形容目前处境，他坦言，过得一天得一天，待疫情好转就会返回内地。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31年来一直在帮助露宿者，这两年他却感觉工作“超级饱和”，从购买口罩到帮露宿者租屋，占用了他全部的时间。
在他看来，在疫情的催生下露宿者的问题正日趋严峻。
晚上近8时，通州街公园附近已人迹寥寥，几百米开外高档住宅为公园挡去了些许寒风，暂居这里的露宿者也已各自寻个地方静下来，在路灯下睡去，他们还要在第二天清晨前离开。
（完）。
记者 强颜欢笑 抗欣嘉 袭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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