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主持连续召开5场援港抗疫协调会。
夏宝龙指出,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举,各部门要服从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克服一切困难,调动一切资源和力量,想出一切办法支持特区政府防疫抗疫,确保每一项工作部署迅速、高效推进,尽快落地见效。
武汉、西安等城市疫情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都亲临一线指挥。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规律,国家领导人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疫情形势十分严重。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与内地有所区别,特区政府是抗疫主体,国家领导人不便亲临香港指导抗疫,但现在的深圳其实是抗疫的重要战场,内地援港的人员、物资都从深圳出发;香港与内地的协调对接都在深圳进行。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夏宝龙坐镇深圳指挥,说明香港爆发的第五波疫情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容不得半点闪失,必须有中央大员统筹协调才行。
两年来,内地成功处置了几十波疫情,对疫情传播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春节前夕西安爆发的疫情,主要是Omicron病毒变异株所致,传播速度非常快。
要迅速遏制病毒传播,必须与病毒赛跑。
不仅医护人员要与病毒赛跑,后勤保障也要赛跑;抗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唯有整个系统的效率高了,才能跑赢病毒、打败病毒。
从前期抗疫情况看,香港特区政府明显慢了半拍。
去年12月底,有机组人员违反规定、外出“播疫”的事件就已发生,特区政府应对措施明显失之于软、失之于慢。
比如,由于“安心出行”不具备追踪功能,采用人手打电话的方式进行调查,过于“原始”;再比如,核酸检测能力严重不足,有市民排队数小时等候,检测人员却按时下班。
还有,当确诊病例已快速增长时,有人建议政府尽快向中央求救,政府却迟迟没有行动,至少延误了一周时间。
凡事不比较就不知道差距有多大。
在内地,一个地方疫情爆发后,都有一个普遍现象:民众静下来,居家不外出;干部动起来,跑前跑后搞服务;医护人员拚出来,全力以赴做防疫。
各方联动,团结一心,形成了抗疫合力。
笔者在上海抗疫期间就多次目睹这些“静”与“动”的感人场面。
这也是内地总是能在一个潜伏期内扑灭疫情的重要原因。
近日,有议员对于香港特区疫情处置提出两个建议。
一是以患者自愿的方式送到内地治疗,二是由深圳快速兴建方舱医院,集中治疗香港患者,治好后返回香港。
这两个“好主意”岂不是明显的推卸责任?不容否认,香港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抗疫的积极性还是很高,不少企业已经拿出了实际行动。
但从以上现象可以看出,“扛起主体责任”尚有差距。
笔者认为,夏宝龙坐镇深圳前线指挥,也有“阵前督战”的意思。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香港快速检测包需要急增,医护称不够用。
谭耀宗从内地运来一批到港应急,结果医管局却拒绝使用。
其理由居然是离谱的所谓是内地生产的,“未符合卫生署核准”。
谭耀宗愤怒地说:内地已有法例规管生产,人家出口欧盟都可以了!另外,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公开声称,内地建医院就行,不需要内地的医护来港。
此事足以说明,尽管内地好心支援香港抗疫,但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内地是“第三世界”,贫穷落后,内地生产的医护产品不可信,内地的医疗水平不够高。
平心而论,若论整体医疗水平,香港在全球名列前茅;但若论检测新冠病毒、隔离病毒携带者、诊治重症患者,内地有丰富的经验,也成功研制出多款疫苗,供应全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若“沦陷”,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但香港更是香港人的共同家园,香港若“沦陷”,受苦受难的是750万市民。
如果某些人对内地的支援持拒绝态度,不予以积极配合,抗疫的成效将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全国两会召开在即,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夏宝龙工作应该非常繁忙:此时,他亲自坐镇深圳指挥香港抗疫,也有对香港与内地进行协调指导的意图。
夏宝龙是从基层一步步乾出来的国家领导人,曾经主政内地其中一个最发达的省份浙江。
从政几十年,处理过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以“雷厉风行”名扬全国。
在香港抗疫的紧要关头坐镇深圳,意在统筹前方后方,解决各类难题,协调各方关系,切实把习主席“三个一切”“两个确保”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推动香港尽快战胜疫情。
记者 摩夜天 扶醉桌前 释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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