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平贵与王宝钏全集在线观看


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时间:2023-09-24 17:41





“这样啊?那我一定要去看看。

”听到这部剧和小灵通有关,年近80的徐福新很感兴趣。

他原是余杭电信局的局长,也被人尊称为“小灵通之父”。

正是25年前,他排除万难在余杭试验和推广小灵通,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正像剧中高启盛所说,2000年前后,小灵通正在浙江试点。

不过,最先推广小灵通的省会城市并不是杭州,而是西安。

徐福新现在还记得,1999年12月,他在西安电信大楼门前看到的一幕,“大冬天的乌泱泱排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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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天一天,他们就卖出去5000台机子。

”就全国来说,余杭的老百姓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1996年,徐福新偶然在杂志上看到日本在搞PHS(个人手持电话系统)。

当时他正在发愁,电信和移动分家,电信手里的固话业务正在萎缩,如果不搭上移动通讯的列车,以后大家吃饭都成问题。

“当时PHS在日本是作为移动通信来做,与固定电话没关系。

我想的是把PHS嫁接到固定电话网上,用PHS的无线技术,让已经成熟的固话网络实现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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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个被许多同行嘲笑为“将中山装改西装”的想法与实践,为小灵通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那会儿在杭州,除了徐福新他们外,另一群人也在想着类似的事。

他们的老板是一个长着络腮胡,名叫吴鹰的海归留学生,在全球知名的贝尔实验室呆过。

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通讯市场的机会,选择归国创业,一开始聚焦于互联网接入设备,生产基地刚好设在杭州。

叶永烈有一本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记录了一个叫“小灵通”的小记者穿越到未来的所见所闻。

小说首次印刷的销量就突破300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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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的举荐下,叶永烈接到了UT斯达康的电话,据他说当时只回答了一个“OK”,小灵通就成了小灵通。

无论是徐福新还是吴鹰、孙正义,其实都看对了中国老百姓通讯需求的变化。

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人的生活、工作半径扩大,随时随地接打电话的需求越来越多。

但置办一台手机,机子加上入网费少说也要15000元。

“当时固定电话已经取消了初装费,打电话3分钟2毛钱,手机通话因为双向收费,资费差不多是固话的10倍。

”徐福新说。

而一台小灵通的价格只要1000元,入网不要钱,资费按照固话来走,再加上耗电量小、音质好等优势,引爆市场是顺理成章的事。

像高家兄弟那样做小灵通代理生意的也有足够多的利润。

徐福新说:“当时在余杭做代理,开号入网就能拿80-120元,小灵通的机子又能赚一两百块钱。

”——所以,开业当天,高启强给旧厂街的邻居6折优惠,也是合理的。

在小灵通大踏步征服全国市场的同时,徐福新所在的余杭电信小楼也日渐热闹。

起先还是国内同行来取经,那时几乎所有地方的电信公司都面临和余杭一样的问题,小灵通简直是救命稻草。

后来,泰国、哥伦比亚、日本、越南等国外友人也来了。

不过,来得最频繁、最着急的一群人,还是中兴、华为、大唐电信和东方通信的高管们。

中兴董事长侯为贵、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等人都和徐福新打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交道。

他建议过UT斯达康和中兴做小灵通基站的国产化,让华为也进入移动终端市场。

这其中,最积极的当属中兴。

为了小灵通项目,光研发人员就投入了300多号,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小灵通发射基站的国产化。

很快,小灵通成了中兴的支柱产业。

到了2003年,这部分的营收达到160.36亿元。

一年后,中兴通讯在香港上市。

另一家叫华为的公司态度就要模糊很多。

1999年,这家公司刚在内部启动创业计划。

UT斯达康就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那时,靠着小灵通业务积累的渠道资源,他们捆绑销售交换机、光网络和无线产品,让华为很是头疼。

2002年年底,任正非痛定思痛,决定拿出10亿来做手机。

在此之前,他已经6次否定了无线部门提报的进军手机终端的方案。

一年后,华为成立手机研发部,同时进入小灵通和手机市场,前者用来打压UT斯达康等竞争对手,后者抢占未来市场。

随着小灵通的走红,徐福新经常要到外面做技术指导,久而久之无法兼顾局里的日常工作,最后辞去了局长职务,一门心事的扑在了“小灵通”的发展上。

后来他跑了全国700多个县,两三百个城市,认识的人都叫他“那个搞小灵通的人”。

这位从业近60年的通信老兵,至今还活跃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课堂上。

“小灵通对浙江省通信产业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徐福新表示,现在浙江和全国耳熟能详的通信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只要经历过那个时期,几乎都和小灵通产生过联系,像是东方通信一度也是以生产小灵通为主营业务,富士康也曾是小灵通的代工。

如今从事手机销售的水皮是在2000年后来杭州的,当时他和整个团队20余号人一道被从江苏挖到杭州,先后在UT斯达康位于下沙、滨江的工厂从事小灵通维修服务。

当时,杭州职工人均月收入才1000元多点,而他们每月的的保底工资达到了5000元,算上计件部分,一个月收入能轻松破万。

2004年,UT斯达康从文三路搬到滨江总部。

那是他们斥资13亿建造的“亚洲第一单体建筑”,外观全部由铝板和玻璃连接而成,远远看去就像一枚“蛋”。

当时为了设计好厕所,他们请来了全球顶级的厕所建材商,设计完毕后软银董事长孙正义还亲自体验了一把。

那里也是杭州第一个引入星巴克的办公楼,据说里面的垃圾桶要几千元一个……然而,搬入新大楼不久,他们就遭遇了上市以来的首次亏损,并且一亏就是整整6年。

2009年,这栋大楼以9.5亿的价格卖给了中南建设,创下了当时杭州写字楼出手交易的多项纪录。

后来,这里成了滨江高新区最早一批有代表性的高科技产业园:滨江海创园。

按照规划,这栋楼能容纳上万人同时办公,但最终UT斯达康杭州公司的员工也不过四五千人。

从UT斯达康退出后,吴鹰成了一位职业投资人。

他亲眼看到了软银前后1.6亿美元的投资像吹泡泡一样,通过资本市场变成30多亿美元成功离场。

当然,更知名的故事发生在1999年一个秋日的下午,地点就在他办公室。

那天,新浪王志东、搜狐张朝阳、网易丁磊等人纷纷赶来“相亲”,朝圣因投资雅虎一战成名的孙正义。

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身穿夹克,拿着半张纸的小个子,名叫马云。

据说他讲到一半就被孙正义打断,决定投资,吴鹰的力荐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

还有个非常有趣的巧合,2000年,徐福新接受了《南风窗》的采访,当时的记者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文章标题是《小灵通引发电信大变局》。

5年后,这个叫郑作时的记者写了一本书,记录了当时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的成长历程,书名为《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在最辉煌的时候,UT斯达康的税收占了杭州市的五分之一。

更别说,在杭州人均年收入2万不到的时候,UT斯达康就提供了数千个月收入过万的岗位。

即使没落了,他们培育的数千位工程师和通信行业高管也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发光发热,书写不同的传奇故事。

也有一些高管走上了和吴鹰一样的道路。

曾任UT斯达康CEO顾问的赵令欢,现在是联想旗下弘毅投资的总裁。

现任海纳亚洲董事总经理的王琼1997年加入UT斯达康,2012年见了一位27岁的创业者张一鸣,对方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通,那是今日头条的产品原型。

  记者 延沛蓝 剑思萱 王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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