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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初期，陈宇习惯先要找到一句话进入“高概念情境”：如果有一帮人去做一件事，压根没打算活着回来，在这样的情境下，将发生一种怎样惊心动魄的、极致状态下的故事？这群人舍生忘死为了什么？陈宇想找到一个设定让故事导向更高格局的精神世界，他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第一个会背诵的词《满江红》。

具有强烈时代背景的家国情怀正是张艺谋拿手的题材。

最终，这个故事被设计为发生在一个封闭的驻地，在限定时间内，剧情层层反转。

故事性的强调，画面的工整和匠气，戏曲和配乐的戏剧性，《满江红》既体现着张艺谋风格的延续性，但又不是原先印象中的张艺谋古装片。

但与此同时，从观感来看，《满江红》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的。

陈宇表示，从创作的角度，他很尊重年轻人的基本趣味，在创作初期就考虑到了年轻人当下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比如快节奏、意想不到的反转。

陈宇并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编剧或者导演，而是自我定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

导演出身并执导了《蛋炒饭》等电影，同时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任教，让他对剧本方法论保持着自省。

他时常对外提到他的“经典叙事”理论，即强调叙事第一性原则，这也是他和张艺谋的共同偏好之一。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可能闹出多大的角力，我把这句话叫高概念情境，这样的一种起始的情境设定，然后我再想接着往下想，要什么东西？无非就那么几样东西，要钱，要报仇，要武林秘籍……这些都是类型片中间经常会出现的，肯定要这些东西。

但它的格局，最后所能到达的精神世界的高度还不够。

那么恰巧这首词的来源是模糊的，这首词什么时候出来的，甚至在学术界也没有明确的定论。

就恰恰给予了我们一个想象的空间，我把它定位为一个家国情怀的传奇的基础，于是就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写出了今天这样的故事。

这首词上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是讲人生，然后下阙恰恰讲的是家国情怀，它非常工整的包含了个体体验和对家国情怀的认知。

同时也特别中国时代，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忧患意识，似乎这首词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

陈宇：我觉得，虽然现在这个时代，社会群体，无论是在全球范围内，在中国社会群体分化及个体的意识都是非常强的。

我觉得目前这些不同的群体，寻求某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共识，比彰显个性更为重要，更有价值。

我也一直持续在创作原创内容上进行积累。

原创的东西它需要设计，也必须要有基础。

基础就是长期的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历史文化的观察，对哲学、对社会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的观察思考以及总结，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合当下、契合民众心理、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满足大众趣味的这样一个商业片的内容。

那这次有什么不一样？这回做了个极致，甚至极致到某种实验性的程度，甚至具备着一部分冒险性，但是张艺谋导演自己会不断寻求突破，哪怕有失败的可能或者有风险，他仍然不断的尝试，所以我也赞同也愿意真正的去创新。

我觉得这次的极致或者它的实验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信息量非常大，而且它同样采用了“三一律”戏剧法则，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发生,这么大的信息量交给观众是冒险的。

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晰的把这些东西给出去，同时还要精彩一些。

目前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古典主义的回归。

可能这样一部电影和古典戏剧的亲近关系，甚至要大于这部电影和一个漫威电影之间的亲近关系，也就是说，可能这部电影和“麦克白”亲缘关系更近，和好莱坞高概念大片之间的亲近关系可能还会远一点。

看看电影是一种消费故事的话，去剧本杀店也是一种消费，这两者并不存在着高下之分。

我很尊重年轻人的基本趣味，也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年轻人当下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故事，比如说他们需要快的节奏，比如说他们需要意想不到的反转。

陈宇：让观众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双面性，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聪明的。

这也是艺谋在做剧本创作的时候的一个要求。

聪明意味着他是个活的人，不是一个剧本功能、局部功能的承担者。

在活生生人的情况下存在，而不是一个单面功能性的角色。

陈宇：张艺谋导演说喜剧是你演出来不是写出来的，我赞同这句话，因为它最终的呈现，是通过演员的台词行动节奏来到达观众。

但是从剧本文本角度，包括我，包括导演，包括以后的创作者，我们需要给演员提供喜剧的情境。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小偷偷东西潜入一个屋子，然后外面的居委会大妈来敲门，他为了不败露，假装是这个屋子的主人跟大妈进行对话，这是我们经常可能产生的戏剧的一个小品的桥段。

你要给予他这个情境，达成一种身份的错位。

我是一个小偷，但是我现在假扮主人，甚至可能是一个特有文化的一个大学教授。

那么这时候出现的这种喜剧是更为高级的，因为它进入了剧情，他靠这样一个情境的设定，一个身份的错位，哪怕他不用想太多漂亮的词，都已经有了喜剧的效果，本身它就能够产生荒诞性，戏剧性，叫做喜剧情境的结果。

陈宇：我认同这是一种极致的浪漫。

所谓浪漫主义就是以情感和情怀驱动我们的喜剧故事。

这些人舍生忘死，为的是某种理念或者某种情怀而在做事，而不是为了很实用的物质，或者很具体的实用性的功能去做一些事。

我倾向于它是一个浪漫主义，但是这些浪漫主义，一句诗歌，一句话，是否它就是没有力量的呢？不是的。

往往一句话一首歌对人的行动，甚至对广泛的群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可能是感性的，但它又是深刻的、充满着力量的，这首词在国人中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力量。

　　记者 沃令燕 国古香 愚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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