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大重要原因是，讨论问题的时机不好。

此次峰会是在新冠疫情仍然反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召开的。

全球供应链、能源均遇到危机，使得多国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

很难指望各国在国内经济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的压力之下，还能达成高标准的实质性协定。

不幸，时机不对。

峰会在气候、疫情、经济方面取得了“切实成果”，美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已控制住了局面”，此次达成协议是美国展现实力的时刻。

他还将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称“会谈成功主要归功于美国的外交行动”，“所有政治都是个人的，G20峰会上取得的进展，来自于（我）与其他领导人的直接互动。

”他还公开指责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得不够。

王勇教授：拜登政府除了想藉峰会重振外交影响力外，还希望利用国际压力，来推动国内一系列立法的顺利通过，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绿色经济转型等方面。

就像拜登所说的“计划为可再生能源提供9000亿美元的资金”，也在此列。

这样一来，拜登能将功劳揽在个人身上。

不过，要在G20峰会上完成美国所希望的高目标，达成实质进展，实现上述效果，这些目标基本上是要落空了。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仍得以借助在峰会上的表演，收获一些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特朗普政府遗留的坏影响，对于修复国际形象有一定帮助。

在外交方面，可以说美国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美国和欧盟还宣布结束特朗普时代对欧盟钢铁的关税。

拜登在G20峰会期间还宣称“美国和欧盟共同开创了一个跨大西洋合作的新时代”。

如何看待拜登的这一说法？是否又一次吹响了美欧联合抗中的号角？王勇教授：这是美方的重要新提法。

拜登政府不同于前任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并希望修复盟友关系，希望与欧盟在国际行动方面采取共同立场，借助欧盟壮大自己的声势。

此次的举动也是按照拜登政府的这一既定方针执行的。

首先，美欧之间的利害冲突是很多的，结构性的矛盾和竞争不会消除，尤其在航空、汽车、电子商务等产业利益方面。

美欧之间对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对于规则制定的竞争不会减少。

此前美英澳三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AUKUS），对于美欧关系就造成很大打击，也是双边竞争的一个反映。

美欧之所以愿意修复关系，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面临所谓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

全球经济正由过去的所谓“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过渡，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

正因为这一点，美欧之间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及竞争，双方都需要在新格局下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美欧必然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至于是否又一次吹响美欧联合抗中的号角，我认为不能完全这样理解。

面临中国崛起，过去西方的支配性地位受到很大冲击。

美欧有可以合作的一面。

不过同时，为了争夺中国市场，美欧之间也有很大矛盾。